全媒派：“娱乐”何以“至死”？尼尔·波兹曼在流行文化中的误读！
2020-12-16名家专栏
自1985年出版以来，《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畅销至今，成为传播学经典著作中不多的流行文本。这本书写于电视时代，对于媒介形态的解读已与我们的生活略显疏远，不过，“娱乐至死”这四个字却一直印刻在流行文化之中，作为“警句”反复出现。
自1985年出版以来，《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畅销至今，成为传播学经典著作中不多的流行文本。这本书写于电视时代，对于媒介形态的解读已与我们的生活略显疏远，不过，“娱乐至死”这四个字却一直印刻在流行文化之中，作为“警句”反复出现。例如，评论家和普通人都经常会用“娱乐至死”来指责不负责任的娱乐业以及那些沉迷网络游戏的青年人。
当娱乐至死成为一种批判流行文化的“语料”，波兹曼便退居幕后，甚至无力纠正人们对于他的误读。吊诡的是，当“娱乐至死”成为一种对媒介内容的反思，它便会在各个时代经历讽刺的变形：过去，相比严肃文学而言，阅读《读者》杂志会被批评家指责为娱乐至死；不过如今，若是一个人愿意放下抖音，拾起《读者》翻上几页，恐怕会成为逃离肤浅互联网的榜样。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转载苏静婷、董晨宇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的这篇文章，希望纠正以上这种仅对于内容的批判，还原《娱乐至死》一书对于形式的关注。
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本人反复强调，本书的目的并非批评娱乐（当时指电视节目），甚至他自己也是一位电视迷。相比之下，波兹曼更为在意的，是电视本身的媒介特质对社会整体心理产生的影响。为此，在阅读波兹曼时，我们甚至需要暂时放弃对具体内容的关注。如同媒介环境学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媒介是一个窃贼，我们是看门狗，媒介中的内容，则是窃贼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丢下的一块鲜美的肉而已。[1]
回到文本：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
为了纠正流行文化对《娱乐至死》的误读，我们选择的起点，是考察波兹曼的职业路线。作为传播学领域媒介环境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波兹曼实际上却是教育学出身。20世纪60年代，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更新——从半导体收音机、磁带录像机到通信卫星，技术不断刷新着整个媒介产业的变革。其中，图像对于文字主导地位的挑战，引起了一些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教育学者的关注，波兹曼也位列其中。作为一名教育家，波兹曼在1967年的第一本著作《电视和英语教学》（Television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中，试图探索的就是电视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也是从1967年开始，作为纽约大学英语教育系的教师，波兹曼将英语教育的课程逐渐转移到以传播为中心的课程上。之后，他在纽约大学创立了第一个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博士点和研究中心，对于这一学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媒介环境学到底是什么呢？概括来讲，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的，是媒介隐含的、固有的结构，并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2]我们都知道环境会塑造人，比如，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者把媒介也当成了我们身边的一种环境。例如，在18—19世纪，人们生活在报纸和杂志的媒介环境中；20世纪，人们生活在广播和电视的媒介环境中；如今的我们，则生活在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中。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媒介环境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人。
《娱乐至死》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电视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波兹曼的这本书，就通过与印刷术进行对比，考察了电视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在书中，波兹曼首先对比了两种媒介环境中的美国选举活动。首先是印刷时代，1854年，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进行了一场政治辩论。[3]首先道格拉斯上台演讲3小时，接下来林肯再讲3小时，然后道格拉斯再次登台进行反驳，这场辩论加起来要超过7小时。到了林肯再次发言时已是晚饭的时间，于是就让观众先回去吃饭，回来再接着进行，观众也欣然接受。当时的辩论引经据典，这也要求听众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政治辩论的双方并不会一味讨好听众，道格拉斯甚至批评听众，他认为听众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波兹曼却在书中感叹道：“这是怎样的听众啊！”
这个故事印证了“印刷时代”的美国人不仅严肃、理性，在思考问题时还充满了耐心。这与当时人们喜爱阅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严肃读物的销售状况堪比当今的畅销书籍。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称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连美国农民的孩子都会一手扶着锄头，一手捧着莎士比亚，阅读成一种跨越阶层的文化。[3]
然而，在20世纪中叶，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打碎了这一切。波兹曼认为，随着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出现，政治家最重要的技能已经不是自己的政治智慧了，而是一种“化妆术”，重要的是拥有取悦观众的能力。跨越一个多世纪到1984年，波兹曼为我们描述了当时里根与蒙代尔的总统电视辩论。[3]
受电视的影响，首先，美国观众恐怕无法忍受长达7小时的电视节目；其次，习惯了电视节目的一惯做法，相比看一个候选人长篇大论，观众更期待两个人能唇枪舌剑，最好还带点颇具喜剧色彩的人身攻击，于是总统大选分别发言和辩论的时长大大缩水。电视镜头最擅长捕捉唇枪舌剑式的矛盾。比如，里根与弗里茨的电视辩论中，年轻的弗里茨攻击里根的年纪，里根一转头则对着镜头说：“我是不会说他太年轻以至于没有成熟到当美国总统。”次日美国媒体纷纷评论这场辩论太精彩了，里根机智的回应击败了弗里茨。波兹曼对此十分伤心：这真的是我们想看到的辩论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照波兹曼的说法，印刷时代造就了理性思辨的美国人，这与阅读文化相关，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传递思辨性的观点。而电视则恰恰相反，在印刷时代，人们沉迷的是文字，从电视时代开始，人们逐渐沉迷于影像。文字鼓励持续的思考，影像则鼓励跳跃的欢愉。电视上每个镜头平均只有3.5秒[3]，充满了视觉的刺激、动态的切换，人们希望电视人物风度翩翩、幽默轻松、金句频出，于是政治家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非观点。但电视并非一无是处，波兹曼认为，比起印刷品，电视影像带来的视觉愉悦使它特别适合做娱乐节目。而若严肃的政治信息用电视媒介来传达，就会造成“政治娱乐化”，进而让我们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
从关注印刷术、电视等技术出发，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理解，以审视它们是如何影响社会环境，这种视角就是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假设，传播媒介并非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2]，它们影响什么信息被编码、如何被编码、如何传输，又如何被解码。由此可以说，每一种媒介都带有它们的偏向，比如，同样的故事源头，小说读者、广播听众、电影观众得到的信息、获得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是截然不同的。
表面上，《娱乐至死》讨论了电视时代造就了娱乐至死这个社会现象，而现象背后，波兹曼实际上是想论述“媒介即隐喻”这个底层逻辑。要想理解这个观点，必须请出波兹曼的精神导师——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轰动整个学术界的观点，“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是媒介不仅传达信息，媒介本身就蕴含着信息，它会为人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整体心理”，进而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媒介即隐喻”就是波兹曼从中衍生出来的。
首先，我们不妨以尼采与球形打字机的故事来理解“媒介即信息”这个较为抽象的观点。哲学家费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年仅38岁时因为繁重的工作已经接近失明，主要书写活跃度超过20分钟，眼睛就会感到剧烈的刺痛。为了能够继续创作，他从丹麦商人那里购买了一台最新投入市场的球形打字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台机器的形状有点怪异：52个字母和10个数字铺满整个球面，下方则用一个金属的曲面盘卷起打字纸。不过，它的优点也着实不少，比如，只要经过训练，就可以闭上眼盲打，最大限度降低了眼睛的负担。当时拿到这台打字机的作家们，就如同第一次使用iPad的我们一样，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据记载，尼采用这台打字机打了大约60份手稿。有趣的是，尼采把这些手稿寄给了他的朋友、作曲家科泽利茨（Heinrich Köselitz），让他帮忙看看，自己写得怎么样。科泽利茨看完之后，在回信中告诉尼采说，你的文风怎么突然变了？明明写的是散文，怎么“透露出钢铁般的严谨和坚硬”！尼采接到这封信后，立刻回信说自己也有同感，好像是这台打字机已经深入自己的思想中一样。[4]
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人类不仅会塑造技术，技术反过来也会塑造人。那么“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到底有何区别？麦克卢汉的论著渗透进一种“神谕”般的文学笔法，这种充满诗意的写作方式使阅读充满快感，他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观点使人们首次注意到媒介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了解媒体的语法，就不能期许自己了解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
波兹曼认为，在媒介的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上，麦克卢汉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媒介即讯息”这个说法还是有些欠缺，因为媒介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隐形力量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普通人虽然因为媒介环境的变迁而随之发生改变，不过他们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按照波兹曼的原话，便是“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而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3]。因此，波兹曼认为比起“讯息”，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如果我们想了解一种文明，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了解这种文化中使用的传播工具。
如果把“媒介环境学”作为一种思考视角，除了麦克卢汉与波兹曼，我们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遇见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伊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麦克卢汉甚至说过，他自己写的书不过是为伊尼斯的作品做注脚而已。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思想对于传播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系统梳理了传播技术变迁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将传播媒介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时间偏向的媒介，一种是空间偏向的媒介。[5]时间偏向的媒介“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空间偏向的媒介则反之，进而媒介的时空偏向对人类文明的变迁具有深刻影响。
例如，古埃及人发明的莎草纸，代替了他们早期用来传播知识的石头，一种空间偏向的媒介代替了时间偏向的媒介。因为在石头上刻字费时费力，而且对技术还有很高的要求。古埃及国王掌握了垄断知识的权力，通过在石头上书写文化，国王将自己变成了太阳神的代言人，和神灵平起平坐。换句话讲，在古埃及，石头作为一种时间偏向的媒介，代表了国王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力。而随着轻便、可远距离运输的莎草纸的普及，宗教文学逐渐式微，世俗文学逐渐崛起，国王的绝对权威遭受了巨大打击。古埃及建立一个宗教帝国的企图，也便落空了。用伊尼斯的原话来讲：“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社会结构的转移中，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埃及文明主要的传播媒介从石头变成了莎草纸。”[5]
伊尼斯从媒介的时空偏向角度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变迁，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则请出一位技术哲学领域的大师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展示钟表如何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没有钟表之前，人类测算时间利用日出日落、四季更替，古人发明“日晷”利用太阳影子的变化来计量时间。钟表的出现让人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跨越，按照芒福德的话来讲，通过制造“分”“秒”，钟表把时间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芒福德甚至说，钟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战胜上帝，成为可以主宰这个世界的物种。[5]
芒福德认为，钟表实现了时间的精确计算，我们能够准确控制工作时间，实现标准化的工作模式。芒福德甚至说，现代工业时代最大的功臣并不是蒸汽机、煤矿、钢铁，而是钟表。[6]波兹曼评价诸如钟表这种技术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而影响文化内容。这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媒介技术就是一种“隐喻”，每一种媒介和技术都有一种隐蔽的偏向，通过强大的暗示能力逐渐影响我们的观念。
我们沿着“媒介环境学”的学术脉络一直向前追溯，从麦克卢汉到伊尼斯，又遇见了芒福德。顾名思义，媒介环境学的命名借用两种底层比喻：首先，它将媒介视为物种（species），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相似，媒介环境学相信不同媒介之间也会存在以“适者生存”为终点的竞争。其次，媒介环境学把不同时代的媒介视为不同的“环境（enviroment）”，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则因为这些环境，被塑造出不同的整体心理。
互联网环境如何“娱乐至死”？
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从书中得知电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隐喻改变人们的认知，影响着美国文化的变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来理解身处互联网环境中的我们呢？
首先是“娱乐化”，延续《娱乐至死》思考视角，从美国总统大选来看互联网时代的“娱乐化”。很多评论家认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把美国政治的娱乐化倾向推到新的巅峰，候选双方特朗普和希拉里一路从电视吵到了互联网。希拉里说特朗普在综艺节目中侮辱女性，特朗普则在推特上说希拉里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者。
对于这种如同娱乐节目一样互撕的总统大选，很多美国人内心也十分抗拒。嘲讽的是，人们抵抗这种政治娱乐化的方式，同样是娱乐。比如，一位名叫肯·伯恩（Ken Bone）的现场观众在二人互相讽刺对方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的行为和其呆萌的造型征服了美国观众，网友在推特上发起活动，宣称要把选票投给他。辩论结束后，这个家伙登上了美国脱口秀节目，还把自己的形象印在T恤上出售。严肃的美国大选变成了一场娱乐嘉年华。
那么，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耐心是否有变化？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使人们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耐心。如果说波兹曼告诉我们，电子时代使人们丧失了严密和理性的美德，那么美国记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Carr）则告诉我们，互联网技术的到来，造就了浅薄而愚蠢的一代。在2008年谷歌公司十周年庆典上，卡尔发表《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7]这篇热门文章，引起人们的共鸣。文章一开头，卡尔便写道，过去耐心地阅读一本书或一篇冗长的文章并不是一件难事，而现在翻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飘忽不定。
而这种耐心的缺失，在社交媒体发展形态上更为明显。最早博客上呈现几百上千字来讲述一种观点，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看那些长篇大论，或许微博的140字限制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绝佳隐喻。而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又见证了人们越来越失去阅读文字的兴趣，互联网重塑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注意力习惯随时发散，讨厌深度聚焦。
“媒介环境学”重视考察传播技术对社会与个体产生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思路给我们观察生活带来启发，不过它也经常会被冠以“技术决定论”的恶名，形成一种过分简化的思维惯性。
通过《娱乐至死》，我们获知电视造就娱乐至死的人，电视色彩斑斓、稍纵即逝的视觉刺激，鼓励的是一种“娱乐文化”。
但若将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则忽视了其他的关键因素。当然，抛开“技术决定论”的帽子去拆解波兹曼思想的精髓，要看到的是，他凸显了技术在现代性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强”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同样需要保持冷静。因为一项科技究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并不是由预言家们的欢呼或诅咒来决定的，而是要等到它成为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一部分后，或者说，等到这个化学反应差不多结束时，才能显示它真正的面貌。
不妨用尼尔·波兹曼在2000年的媒介环境学年会上提出媒介在四方面的影响，来帮助我们反思媒介：“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我们的道义感和向善能力？”[2]我们反思媒介不是在反对媒介，而是希望借助这种反思，让我们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逃离“娱乐至死”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