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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董晨宇:做学术很好,但新闻学子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

2021-06-04名家专栏
读研之后,你是否也有无法摆脱考研时结构化思维的困顿?学术研究如何入手?怎样处理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该如何解决?

读研之后,你是否也有无法摆脱考研时结构化思维的困顿?学术研究如何入手?怎样处理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该如何解决?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分享《青年记者》的一篇文章,看看知名媒体人曹林与人大新闻学院董晨宇老师的对话,为你解答这些疑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学术世界。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
 

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

 

曹林:考研似乎成了新闻传播方向学生的常态,不少同学考入新闻学院就有了读7年书的准备,不是在考研、就是在保研路上,或者是在“二战”“三战”路上,本科毕业好像已经“不配”工作了,您怎么看待这种集体考研热?本科找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您会建议学生怎么选择?您对考您研究生有哪些“董晨宇式要求”?

 

董晨宇:诚实地讲,“研究生”三个字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本意。很多研究生其实不会研究,它更像是一个找工作的加分配置。所以,此时,“找到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往往并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对很多人只是达成一个目的的两个手段。我曾听过一个说法,“工作就是判死刑,考研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研究生扩招之后难以避免的糟糕状况。因此,我并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学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他们显然比我懂得更多。

 

当然,的确有一些学生读研究生是有学术理想的。对于这部分学生,我觉得考研只是一个继续这份理想的手段。我当年也经历过考研。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有些人选择所谓的“二战”,我能理解其中的不易,尤其是心态上的调整是极其艰难的。

 

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考上,你可以选择再试一次,但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你还可以考虑调剂,也可以选择出国读书(如果疫情结束的话),继续学习的道路是很多元的,而考研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的东西是很有限的,甚至很多备考中的辅导和训练,是与学术研究的逻辑相悖的。

 

所以我和自己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会说:“请把你考研答题中的那些所谓技巧全部忘记,甚至因此忘记一些知识,都是值得的。在研究生阶段,要去读原典、去理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我有一个不知是否妥帖的想法:很多学生因为考研,学会了如何给出“圆润而无用”的答案,但学术研究可能更加偏爱“粗糙而锋利”的思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曹林:某大学一个研究生因学业压力而自杀的悲剧发生后,复旦大学邓建国老师有个判断,他认为背后有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当下学生考研多以就业为导向,而研究生学习仍以科研为导向,跟导师做课题、写论文、发论文,这形成了结构性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董晨宇: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同意邓老师的这个判断,在此基础上,如果需要补充另一个矛盾,则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时间积累与(很多学校)两年硕士研究生学制之间的矛盾。很多学生往往第一学期适应一下新的环境同时上很多课,第二学期就开始实习,第三学期开始写毕业论文,第四学期找工作。这个节奏太快了。因此,导师的压力、自己的学习导向,再加上客观短暂的学制,给部分学生造成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知道研究什么,就思考一下生活疑惑
 
曹林:您研究社交媒体很多年了,发表了“反向自我呈现”等不少有影响的论文,译作《交往在云端》也成为畅销书。社交媒体常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某某平台毁了阅读,某某平台毁了思想,某某平台正在毁了年轻人,社交平台毁了社交,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
 
董晨宇: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技术总是会与具体的社会语境发生化学反应,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现出它的社会意义。这里面有两个意义:第一,技术确实很强大,这种强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主宰性的;第二,它的强大究竟指向哪种具体的社会后果,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本身能决定的,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文化语境去考察这个问题。人类学特别关注地方化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人会说某某平台毁了年轻人,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拜厄姆博士在《交往在云端》中便通过历史的回溯,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恐慌,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
 
举个例子:自行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教会认为自行车会毁掉青年一代。现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滑稽的说法,但你仔细想,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青年人有了自行车,周末就会一起骑车去郊游,而不会选择去家门口的教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技术的恐慌,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都是因为“我们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新技术与旧社会形式之间出于明确意志的共存”。
 

来源:视觉中国
 
曹林:董老师有一句成为思想鸡汤的话:“你要尽力让自己每一次使用互联网都变得有目的性。”不是互联网毁了我们,而是我们可能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没有足够的理智。您平常生活中也较多使用微博、豆瓣、微信,使用时,这种“目的性”非常清晰吗?关于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对有志趣做学术研究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董晨宇: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也曾是社交媒体的“重度依赖患者”,我自己进行社交媒体的研究,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自我解惑:我为什么离不开社交媒体?为什么会在上面消耗很多自己计划之外的时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躺在床上刷抖音,因为这也是有目的的——我们需要这种闲散的放松。
 
唯一的问题是,你需要知道不同的目的在你的生活中大致需要分配怎样的时间。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具体的智慧可以分享。目前我的工作线索的确太多了,没有时间经常“刷”社交媒体。隔几天更新一条状态,也是一种放松吧。
 
我特别在乎的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于学生而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该研究什么,那就去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疑惑,学术研究是一种让你自我解惑的方式(虽然它并不比其他方式更加“高尚”)。
 
我们做“留学生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的研究,出发点就是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感触到的一种困境;做“分手”的研究,则是我的硕士生段采薏在翻阅同学朋友圈时想到的一个点子。对于学术研究的初学者(包括我在内),去做与自己接近的、具体的研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和学生一起读书
 
曹林:当下高校教师常常在学术与教学上处于厚此薄彼的纠结状态,考核以学术科研为导向,对教学缺乏硬考核,这种机制使很多老师更关注论文发表而不是课堂和学生。我看您常与学生一起发表论文,在微博上与学生互动,教学也得到促进,您是怎么让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学术与学生互相成就的?
 
董晨宇: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职业道德的要求而重视教学,至少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尤其对于青年老师而言,讲课是一个整理自己知识结构的好方式,因此这对我而言是有很多帮助的。“好好讲课”让我获得了很多,也是因为“好好讲课”,我在豆瓣等平台开设了自己的音频专栏。
 
与学生一起发论文,其实是一个“偷懒”的事情。因为我要指导学生,与其把他们撒出去读书,我觉得不如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和他们一起读。一边把论文写完,一边他们也会更有效率地成长,还可以发表论文。从我这边来看,学生是真的可以帮到我,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羡慕我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比如丁依然和段采薏,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很默契了,并不太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而是平等的论文合作者。
 
当然,我觉得很抱歉的一点是,最近一年我特别忙碌,加上疫情的原因,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需要,我也和他们表达过我的歉意。我希望自己能再多花一点时间,这学期会和学生一起做“读论文会”,大概的设想是每周或隔周读一篇论文,我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分析文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如何能写得更好。精读论文会对他们有很多帮助,对我也是,这同样是相互成就的事情。
 

来源:视觉中国
 
曹林: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常引起讨论,我看您与带过的学生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为学生论文受到不公正对待去写长文抗辩。您觉得一个理想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可否分享一些好故事?
 
董晨宇:我的性格可能比较直接。为学生抗辩,可能也是性格所致,我觉得这个事情学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平。我们两个人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作论文,讨论了很多次,最后的结果完全不可理解:一篇修改后可以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的论文,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审中,竟然给了不及格的成绩。也有朋友和我说过,认为我应该忍忍算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于学生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说句话是最基本的责任。
 
我没能力总结导师和学生的理想关系,我自己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大概是适合我自己的性格:您之前提到互相成就,我觉得是很理想的状态。我很感激自己的学生,他们提出的很多视角,其实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要给他们表达的机会,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反驳我的观点。
 
一句话来说,在思想上,他们要做独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师生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做到,并且做得很好,给了我很多惊喜。我自己也不太摆架子,学生会觉得和我交流放松一些。我最近在策划和今年毕业的学生一起去玩“密室逃脱”游戏,这也是互相成就,因为我还没玩过,我准备让他们带我去开开眼界。
 
 
曹林:您有过国外学习的经历,常有人把国外博士教育与国内教育作比较,觉得“土博士”比较水,不过也有人说,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可否说说亲身经历?
 
董晨宇:这里所说的“牛”,其实是一个个人化的标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字落地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具体的标准。
 
第一是研究方法。我认为,国外的博士教育会更加严谨一些。至少前几年是这样的,国内在这一点上在慢慢减少差距。
 
第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海归博士经常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部分可能是因为西方理论的训练与中国现实的理解存在某些断裂。这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需要一些时间。
 
第三是研究共同体。我和一些海归博士聊过,他们觉得回国之后,自己很像双重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身处国内,与英文学术界的“圈子”距离变远了,于是有一种边缘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海外归来,对于中文学术界的“圈子”也很难一下子融入、对话。我大概能理解他们的这种焦虑。
 
至于“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这句话的前提是,有人曾经把他们说得特别牛,而不是人家自己吹自己特别牛。我认识的海归博士都是很谦虚的,也都很希望去理解和融入。不过,这句话的逻辑其实也暗示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只有之后,我们才可以相互之间展开对话。更重要的事情,也就不是比比谁更“牛”,而是如何将各自的知识体系融汇成中国传播研究新的版图。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业界专家进入教学领域需要迈过两个坎
 
曹林:现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离“职业实体”好像越来越远了,学新闻的很多不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没有新闻教育背景,教新闻的多没做过新闻,您怎么看待这种多重分离?
 
董晨宇:我是做传播学研究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不懂如何做新闻,也没做过记者。所以我只能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耕耘。例如新闻评论,让我去教,我也会拒绝,因为我没学过,也没写过,教就是误人子弟。作为一个新闻学的外行,我莽撞地认为这个领域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对“术”的要求日新月异(例如:数据新闻)。
 
新闻行业的专业人士在其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教学角色,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需要迈过两个坎:一是在专业能力之外,理解如何教学;二是在实践技能之上,进行适当的理论凝练。具有实践和学术双重背景的老师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这位老师还具有高度的教学责任心,学生会受益很大。比如,陈力丹老师在人大讲新闻理论,他本人在《光明日报》工作过多年,讲的东西既接地气又有理论高度。
 
曹林:您觉得新闻传播学的核心知识有哪些?
 
传播理论这门课的哪些核心知识,可能对学生未来的事业和生活有帮助呢(即使他们不做这一行)?我和学生说,“如果你们不从事传播学研究,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我讲过的理论,其实这些并不重要,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获得一种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用理性对抗这个社会的狂热,用包容去对抗这个社会的狭隘,这是教育的意义。”这句话并不是仅仅属于传播学的,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乃至整个大学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
 
传播学在这方面的独特性,也许可以和我们身处的媒介化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新媒介素养”。对于新的媒介技术,以及其中表达方式的狂热与狭隘,传播学能提供更为具体的启发。这种启发会和其他学科合流,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也是传播学对我最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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