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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只留11人专职办报的新京报,是如何让编辑部“下岗再就业”的?

2020-07-17名家专栏
远远地,就看见青灰色的砖墙上缀着三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入口则是一个雕龙画凤、翘角飞檐的仿古朱红宫门。有人倚着门口,向蓝天吐着烟圈。

远远地,就看见青灰色的砖墙上缀着三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入口则是一个雕龙画凤、翘角飞檐的仿古朱红宫门。有人倚着门口,向蓝天吐着烟圈。

 

幸福大街37号,新京报社就在这个由原六零八厂厂区改造成的文创园里。

 

 

从2003年创刊开始,《新京报》用十多年的时间在报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这家报社吹响融合转型的号角并不算早,迟至2018年10月31日,新京报APP才正式上线。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推出融媒转型系列观察,聚焦全面转型中的《新京报》,看这家成立近17年的媒体,是如何在“好新闻,无止尽”的引领下追赶时代洪流的。

 
报纸编辑部的“下岗再就业”

 

如今,但凡是有点想法的报纸,都有自己的转型口号或发展定位。《新京报》的口号出人意料地简单直白:2019,全员转型;2020,全面转型那么,《新京报》式的转型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

 

告别报纸中心主义

 

2019年岁末,新京报社社长宋甘澍在一次媒体融合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全报社只有11人专职办报纸”,其余五百多号采编人员,都转去了以客户端为主的新媒体传播矩阵。

 

换言之,在“移动优先,视频优先”的策略下,报纸可以依旧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节奏进行着周期化的生产,但报社核心的资源配置完全转向了新媒体矩阵。报纸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央。

 

据了解,从2018年年底开始,该报记者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是不计稿费的,必须发在互联网上才行。都说考核是最大的指挥棒,这一招“稳、准、狠”地把大家带入到互联网这个主战场。

 

 

事实上,在媒体融合的浪潮里,大多数纸媒的报纸中心地位迄今并未动摇。在融合之初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做加法,即新成立一个新媒体中心去运营新媒体平台;到现在媒体融合进入所谓的“下半场”,则演变成一支队伍两个平台的模式,一般还是纸质媒体与新媒体并重。在这一点上,曾经以纸为贵《新京报》显得格外决然。

 

在今年年初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宋甘澍如此总结报社脱纸向网的决心:“下一步争取让报纸编辑部早点转型、早点下岗再就业吧。”

 

生产标准互联网化

 

在传统的纸媒组织中,为数众多的编辑记者还是习惯以报纸的生产模式生产新闻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进行再加工,改造成新媒体产品。

 

在《新京报》转型的顶层设计中,产品必须按照互联网的特点生产出来,报纸再进行二次加工,处理成具有报纸特点的新闻产品。这一改变颠覆了以报为主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方式,也颠覆了以文图产品标准为主导的标准设置。

 

所以,视频产品转化成图文报道反而成为一种常规的操作手法。报纸的栏目设置也以新媒体的栏目名为标准,比如取消了报纸“调查”栏目,新增“X调查”版块;取消“拍案”栏目,改为“重案组37号”版块;取消“人物”栏目,新增“剥洋葱”版块等等。

 

新闻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根据网络化7×24小时的特点,进行了重新调配。例如,报社评论部的人员配置采取三班倒的方式,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11点,有突发事件时连夜跟进。像互联网内容平台那样,追求新闻热点全覆盖,24小时实时出稿,一周七天绝大多数时间无缝衔接。

 

同时,《新京报》将评论也进行了精细化区分,配合生产节奏,包括以半小时为发表周期的“微评”,以两小时为周期的“快评”,以三至四小时为周期的“沸腾”,以半天到一天为周期的“专栏”,平衡了对热点分析的实时跟进和深度聚焦。

 

打造开放式新媒体矩阵

 

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全网传播是《新京报》内容分发的思路。报社既重视自有新媒体平台建设,也主动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扩散自己的内容产品。例如,专门加大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渠道建设,积极入驻各流量平台的媒体号,如企鹅号、头条号、百家号等。

 

同时,结合版权合作模式,让生产的内容在全网主要的门户网站、互联网平台实现即时的分发与传播。目前,《新京报》大大小小的新媒体帐号有七、八十个。有的是主平台、大平台,有的则是垂类平台或者探索性项目。

 

报社一位负责人说,坐在屋子里是想不出新媒体爆款的,哪株小苗能长成大树也是要在成长过程中发现的。对这些新媒体矩阵,报社采取的是保障激励机制。如对新媒体项目有基础性的投入,也有一些奖励措施,比如流量高的有奖励,在一些重要榜单评选中获胜的也有奖励。

 

稳住新闻视频江湖一哥位置

 

提起《新京报》的转型,与腾讯新闻合作的“我们视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视频”经过近四年的发展,拥有前后方采编队伍近200人(含部分长期实习生),原创新闻视频工作日日均产量135条以上,全网日均流量2个多亿。

 

 

在我们视频的发展基础上,《新京报》提出了要“使报社内容生产视频化程度达到50%,在App首页甚至是PUSH中,含视频表达方式的报道优先”的目标。例如,打开App最先出现的就是图片化的头条故事,滑动屏幕则能够变化不同的头条故事,点击之后即可进入专题报道。正式进入App后,它在不同的界面都开设了视频专栏。

 

除了社会时政等报道领域已经开始的视频化表达,其他如经济、文娱、体育、汽车、房产等垂类领域,也在着力推进视频化,这是该报今年媒体融合转型的重点之一。

 

新京报社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在今年5月接受全媒派访谈时,曾提到我们视频的“角色”——它不仅是报社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新闻短视频的一个样板和评判对象。当下,因为时代发展变化太快,入场者众,竞争日趋激烈,对“我们视频”而言,现在还远远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

 

起步于2016年的我们视频,的确应该有危机感。从最初的环顾四野如无人之境,到明显感到短视频生产热浪滚滚,到2020年有几十家媒体投身到新闻短视频生产。报纸转型是否一定要转到短视频生产?它会像当初的新媒体编辑部一样,从一个加法式的存在,变成报纸的全员化视频转型吗?

 

不同的纸媒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网络环境的传播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手段,影像的直观生动性,现场还原度远远强于文字。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5G时代的到来,普通视频的拍摄制作与传播成本变得相对低廉。这些都为影像传播提供了极佳的外部条件。既然从原先以纸为介质的报纸,转型为以网为媒介的融媒体,当然需要适应传播介质的改变,生产出更加适应网络传播的产品。

 

 

另一种观点却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思维习惯,亦或文化传承,影像明显是文图为主的纸媒的短板。事实上,我们视频在操作过程中也发现,长期从事文图报道的记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视频记者。那种所谓的拍写编播几合一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百里挑一。以己之短,争人所长,岂非不智?何况,哪怕是影像时代的到来,文字仍有独特的吸引力。对于某些深度报道的题材来说更是如此。

 

视频表达优先,这是一家报纸的选择。文图为主+视频报道,这是时下为数不少的纸媒的选择。很难说这两者哪一个是绝对的对或错,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对于一个机构媒体来说,在起风的日子里,有必要掂一掂自己的家底,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对生产要素做出优化组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做平台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做内容才是

 

“只有拼了命地真做新闻,做真新闻,才能体现媒体的价值,把品牌打响。”

 

平台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好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平台不是生死攸关,做内容才是。

 

转移到互联网平台,深度仍然是《新京报》最核心的追求。围绕深度化这一核心,继“无原创不深度,无现场不深度,无思考不深度”之后又增加了“无视频不深度,无传播不深度,无App思维不深度”。

 

即便是新锐的我们视频,在介绍成功经验时,仍然把最传统、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原创”“内容”作为自己成功的核心经验。没有了这些,机构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下,眼见得互联网大咖们打造的聚合类平台高楼万丈起,鲜有传统媒体打造的新媒体平台能与其平分秋色。因而不少纸媒转向新媒体平台时总是犹疑着,在原创与聚合的平台定位间摇摆不止。

 

连客户端95%以上都是原创内容的《新京报》也承认,虽然以原创为主打,但是对于是否要做聚合平台也有一些纠结。目前也在有限度地尝试对一些有品质的UGC、PGC内容进行聚合,包括邀请500位自媒体入驻等等。他们认为,一般用户对客户端打开的频率不会太高,《新京报》希望在这有限的打开次数里,能更多地推给用户自己的原创内容及用户感兴趣的优质内容。

 

 

事实上,原创平台一定不可能是海量的、无限的,它只能以精品化的方式提供独特的内容。而聚合是用海量的信息来满足多样性的选择对于以内容见长的媒体平台来说,原创的高品质内容始终是核心的存在。它的生存逻辑与价值体现必然与聚合平台有区别。

 

《新京报》这种坚持以内容立身的全员转型,是基于自身价值理念和优势强项的选择。

 

观察的都市报越多,越感到融合转型绝不是“一二一”齐步走。它其实有点像树林里枝桠分岔的小路,上面布满了先行者,探求者的足迹,但没有谁能告诉你,哪一条必定是通向光明彼岸的捷径。你必须检视一下自己的行囊装备,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且行且观。既考验媒体的耐心,更考验从业者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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