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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幻阳”引热议:媒介如何影响流行病恐慌的蔓延与缓解?

2022-12-28名家专栏
“我终于‘阳’了,赶紧发个朋友圈。”

“我终于‘阳’了,赶紧发个朋友圈。”

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潮流。在感染数激增的时期,几乎每刷新一次朋友圈就会看到几条抗原双杠。

“阳”了的人心里倒是落了地,那些“跑毒”成功的幸运儿们反而陷入新的恐慌之中:

“我是不是也‘阳’了?”

“我就知道我嗓子疼是有原因的!”

“在虔诚地做完抗原后,看着清晰的一条杠,却夹杂着庆幸与失望的复杂情绪:又浪费了一个抗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种总觉得自己有了阳性症状,但抗原、核酸均显示为阴的情况,在中文互联网上被称为“幻阳症”。

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幻阳”有点像特殊情况下的疑病焦虑,严重者甚至会伴随明显的躯体症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不适,也因此会陷入更深的怀疑与焦虑。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将从流行病与媒介传播关系的视角出发,和大家一起聊聊,最近舆论持续关注的“幻阳”恐慌背后,有哪些和媒介传播相关的话题。

多样的媒介选择,反而加剧流行病恐慌?

当下获得广泛关注的“幻阳”及其他更深层次的焦虑信息,一部分是网友们自发的社交行为,“幻阳”等同于一类迷因,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式传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对于流行病的恐慌,特别是在信息泥沙俱下的时候,仍有人会谈“阳”色变。

首先,我们通过一些历史研究,来讨论后一种真实的恐慌,以及媒介的发展,为何会在其中扮演双刃剑的角色?

英国作家、医学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认为,当病原体未知或不确定,疫情的信息传播又不够充分时,流言蜚语——以及相伴出现的恐惧——就会迅速失控。作为曾经的资深记者,霍尼斯鲍姆在对传染病史研究中更加确定,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媒介和新闻,能在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关键的是,这种作用往往具有两面性。

按理说,媒介发展意味着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在不断增加,而在流行病出现时,我们可以借助媒介更快地向更多人传播疫情信息,提醒更多人做好足够的防范和准备工作。显然,从这个逻辑来看,媒介的发展是在帮助我们应对蔓延的流行病。

图片来源:Pixabay

但在霍尼斯鲍姆眼中的另一面是,电报的发明和新兴的大众媒体反而会激发公众歇斯底里的情绪,进一步放大民众对疾病的恐惧。
霍尼斯鲍姆的论断建立在对这些流行病时期的大量新闻和媒体的研究基础之上。在翻阅当时的报纸后,他发现媒体并不总是发挥澄清信息、传播科学的作用,反而因其商业属性,会将更多版面留给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的负面信息——而这些信息会进一步扩大社会的恐惧氛围。

比如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最早就是由媒体透露出来的,部分媒体在发布时用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语句,诸如“怪病”“濒临死亡”“黑死病的受害者”,以及“洛杉矶13人死于肺鼠疫”等容易激发受众情绪的标签或论断频频出现,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人陷入恐慌,而恐慌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演变为恐惧。

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时,一旦疾病扩散,人们对未知的不安与担忧都会涌动爆发出来。

因此,媒体如果在专业上出现失范行为,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陷入更深切的恐慌与焦虑中。

霍尼斯鲍姆研究的对象处于一百年前的媒介环境,与那时候相比,如今的媒介技术更先进,种类更丰富,媒体从业者对媒介伦理和专业性的总结与反思也更深刻。但与此同时,如今的信息的确更繁杂,个体更难进行信息筛选与判断。

过去三年,人们通过各种媒介渠道获得了大量与疾病相关的信息,但因为体量过于庞大,再加上专业信息本身的认知鸿沟与不断更迭,人们容易陷入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情境之中。而为了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又会尝试搜索更多的信息,就这样,一些人可能被困在了一条无限循环的死胡同中。

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又会通过新兴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进一步扩散,当科学与谬误、真相与谣言总是相互交织纠缠,让人时而相信、时而感到被欺骗,最终似乎任何一项既往研究都无法解释现在和未来。

图片来源:Pexels
多样的信源对受众的信息搜寻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分受众习惯于社交属性强的网络媒介来获取疫情相关信息;也有人会倾向于翻阅期刊、数据库来判断疫情发展走向。有趣的是,有学者研究发现,依赖不同信源的群体,对新冠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依赖社交媒介的群体更容易出现消极态度,而依赖期刊的群体对新冠的态度更为积极。
所以,或许并不是媒介越发达越容易制造恐慌或焦虑,而是当媒介不断发展后,一方面更加考验受众对于海量信息中的处理,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错误内容,其传播的破坏力也会被放大。

如果说,从前较为单一的媒介会使得社会对流行病的情感基调相对一致,那么,如今多样的媒介选择则使大众的情感取向在分化。也许,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恐慌性“幻阳”。

缓解舆论恐慌,有效信息的流动是关键
纵观人类瘟疫史,媒介的失范行为如传播谣言)的确容易制造和加剧恐慌,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肆意蔓延的流言蜚语、不信任的情绪也时常与流行病如影随形。人们期待在瘟疫来袭时,能够尽快获得足够全面且准确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便会尽可能地减少恐慌。

但无论是霍尼斯鲍姆,还是耶鲁大学医学史荣休教授弗兰克·M.斯诺登,都用很多研究告诉人们,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往往牵扯多方因素,且不论获得完整真相需要一定时间的调查研究,即便已经获得完整真相,也会因考虑社会环境、经济情况、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来决定要发布哪些信息,以及如何发布。

以1918年的美国大流感为例,“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因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国的疫情轻描淡写。”媒体则配合官方的宣传需求,如《费城晚报》(Evening Bulletin)向读者保证,流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疾病,不会引发危险,而且流感总是要伴随“大量瘴气、污浊空气以及虫灾等而来”,而费城并不存在这些现象,所以民众无需担心。

大流感时期费城的报纸

此后,费城当局与媒体不断告诉大众,局面已经完全被控制,今后传染人数会越来越少,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面对依然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卫生局只是建议大众注意保暖、保持大便通畅,以及尽量避免集会。
但随后《大众纪事报》(Public Ledger)又发文称卫生局对集会的禁令“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并重申‘没有任何惊乱或恐慌的理由’。”尽管此时的费城到处都是代表家人去世的绸布,官方和媒体依然在试图让大众相信,流感并不严重、一切都在掌控中。(此段史料部分引自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虽然今时已不同往日,但每每谈及瘟疫,恐惧、焦虑这些词总会被不断提及,这也正是流行病不同于慢性病或其他疾病的地方。所以,比起对媒介伦理问题的担忧,确保信息的有效覆盖和及时流动,是更为迫切的事情。

新冠疫情发展至今,人们在各类媒介中获取了大量信息,其中有官方通报类,也有专家和权威人士的分析,以及个人发布的观点和见闻。我们当下的处境当然与大流感时期的美国人不一样,如今的媒介技术更为先进,公共卫生部门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更加及时,人们也可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类个人发声与官方公告、专家建议和媒体解读等信息的充分流通,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件及其进程。


关于“阳”的社交表达,也能缓解消极情绪

在这里,有必要引出“幻阳”的另一种解法,即除了单纯的恐慌或恐惧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幻阳”,可能只是一种社交消遣。类似于“决赛圈选手”“天选之子”这样的描述,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多是认为自己即便感染了症状也不严重的年轻人。
在网络上检索“幻阳症”“干饭株”等词汇,会看到也有媒体提出了警惕“疫情娱乐化”的危害。但人们并不用过度担心这种将恐慌视作社交货币的行为会消解新冠阳性这件事本身的严肃性,如前所述,此类信息的流动主要发生在年轻人圈子里,多数人能够识别和区分“幻阳”在不同人群、不同语境中的含义。
例如有些人“幻阳”时,会在社交平台分享有趣的表情包或者能够表达自己状态的短视频,看似娱乐的形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不安的情绪,也能让他们用另一种形式与“战友”建立联系。
而随着感染人数增多,很多网友也将自己或家人的感染经历分享在朋友圈等场景,人们能够依靠身边的人(且大多是相识的人)对新冠产生更详细真实的认知。患者可以随时公开甚至直播自己的感染情况,也是此次的新冠感染与过往的流行病相比的一个明显变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流行病史来看,大量的自我披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流行病的污名化,当越来越多人都愿意站出来表示自己“阳过”,有助于帮助大家放下对疾病的恐惧和偏见,而感染者也可以渐渐放下病耻感。
新冠疫情中的这种自我披露更多是在熟练使用社交软件的年轻感染者越来越多后,才逐渐兴起。可以感知到,如今舆论场上与病耻感和自责相关的信息出现概率正显著降低。

总而言之,人类与流行病的斗争由来已久,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舆论的恐慌,如今引发热议的“幻阳”,既是这种恐慌的延伸表现,也是一种新的对抗恐慌的方式

就如同媒介的双面效果一样,完美的信息传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每一个关涉整个社会的紧要时刻,人们希望依靠的事物中,一定也总有媒介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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